作为普遍性，法律对正义的实现意味着它必须为所有所涉之人创设平等。
这几乎将马克思法律观与现代法治的本质联系乃至奠基作用完全予以遮蔽。社会法不仅认可‘人，而且认可雇主与雇员，工人与职员，以此使得个人的社会强势地位与弱势地位变得清晰，从而使得支持社会弱势者，为社会强权设立门槛成为了可能。
哈耶克的这一论点不仅偏激，而且不被事实支持。任何旨在实现物质上或实质上的平等和公平分配的努力，都会成为人们追求个人特殊目标的工具，从而导致法治的破坏。因为形式正义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是不平等的，少数掌握资本的富人受益最多，大多数劳动者则承受着贫困和异化。韦伯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不仅基于生产技术的进步，而且需要一种可靠的法律制度。按照凯尔森的判断：马克思采取了和自然法学说一样的解释方式，并发展了自然法的革命性。
从法哲学的观点看，对现代法治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理念到现实的下降过程，大体包含三个环节：第一，正义是法律的绝对本质和最高理念。通过抽象，人们从实体性的经济关系的冥想中得出法律秩序这一概念，私有财产才第一次变成形式上完美而普遍的财产权概念，它不再关心实体物，而是在最普遍的意义上表现为黑格尔所谓自由的定在，即成为一种理性的、规范性的、形式化的关系概念。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应当坚持宪法至上，处理好宪法法律与公共权力的关系问题，坚持依法赋权、依法用权、依法治权，特别是将宪法作为权力正当性的法理来源和基础，作为权力行使的依据和边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而这也是习近平关于如何行使权力的重要论述的具体要求。
二是因为宪法规定我国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保护公民的自由、生命、财产等基本权利正是所建立的国家、所组成的政府的任务，它们是宪法的根本目标。这表明我们已经展开了制度程序建构的探索，方向就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内建立一个集中、统一、权威、专业、高效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由隶属于全国人大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导合宪性审查工作。在推进宪法监督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的备案审查制度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通过合法性审查确保了行政立法、监察立法、地方立法不违反宪法法律。
根据宪法，我们选举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形成了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也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理念。
七 结论 坚持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事件。这就要求将宪法置于最高法制地位，形成宪法最高权威，并将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最高政治和法律指南。国家治理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一种实践性的创造活动。
在批判统治者滥用宪法解释权时，马克思指出理解宪法的权力应当属于宪法的接受者，必须在切实可行的意义上解释宪法，不能只维护统治者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德国近代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开启的讨论场域，其中就包括法理型权威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法制。面对现实政治，倡导什么理念，推动什么事业，是学者的责任，也是学术实践价值的体现。
实际上，针对国家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争议一直存在。于是，寄期望于立法者制定一部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宪法，便成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共识性主张。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这就约束着治国理政的主体，即广义的执政者。
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反映了八二宪法的根本性变革。首先，宪法至上确保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良法善治根基。从历史上看，宪法至上正是人类政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实现质变的基本条件。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导宪法实施过程。马克思在反思法国革命不断制宪及其失败的历史时，提出宪法应当充分发挥根本法的作用，宪法的修改和解释都不能是随意的。其次，加快推进建设宪法实施的监督保障机制。
人民通过建制化渠道表达其主权者地位，行使政治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时代法治建设作出总体部署。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表现在依法治国被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习近平指出：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吸取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借鉴世界社会主义成败得失，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新要求，我们制定了我国现行宪法。这充分显示了现代宪法蕴含的社会进步理念以及人民在宪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因此，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应当通过宪法实施，发挥宪法效力，以维护宪法权威，真正落实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３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从现在的情况看，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从人类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历史中可以发现，宪法的诞生对于确立国家统治结构的科学理性与客观性来说是革命性的。其中，宪法首先确定国家权力的来源、结构、范围及其活动原则及程序，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是控制权力过程的基本规则……。
一方面，宪法防范一般立法和具体的执法、司法行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合理限制，既包括违法的限制，也包括过度的限制。一旦宪法失去权威，那么政府治理结构也失去了正当性基础。
四 宪法至上是人民中心地位的有力保障 宪法的诞生正是近代以来人的主体意识崛起和人民中心主义的结果。２００４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现行宪法第３３条，进一步宣告了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主张，极大地丰富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内涵。
这可以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标志性安排，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主张。经历这个过程的宪法规定了合理的国家机构体系和完备的基本权利体系，从而构成一个完备的整体。
这就是宪法工程的设计实施任务。１９５４年，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宪法五四宪法颁布施行。特别是，宪法至上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必然结果。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构建规范高效的制约监督体系，与权力制约与监督的现代宪法精神高度契合。
笔者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产生、发展史清晰地表明，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必须树立宪法的至上权威。坚持宪法至上，就是将人民福祉作为国家发展的目标，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政治任务，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提出更具有说服力的概念和体系，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提供合法性资源。上述设想实际上体现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定位之上。
宪法的这种特性对于国家治理来说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坚持宪法至上，维护宪法权威，有利于塑造执政的目标价值，形成中国共产党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良法善治导向。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人民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也逐步实现了生活富足，还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